其实生活在当代中国的青年是非常悲哀的，文化造就了崇尚自我的性格，而现实的残酷往往导致自我的失落，每个人都拼命想把自己的人生演成喜剧，可终究逃不开时代的陷阱，一个从30年前就注定的结局，没有人真正快乐、幸福，大家都行色匆匆、忧心忡忡，人生的战场，注定没有赢家，究其根源，就是谁都不想输。由于现实的残酷和拜金主义文化的侵蚀，在现代中国的青年眼里，唯一值得追求和感动的就是爱情了，中国电影就迎合了青年人的这种口味。爱情确实是伟大的，但爱情如果仅局限于二人世界的小圈子，其后果往往是悲剧的，因为生活太艰辛了。《李米的猜想》向我们讲述的就是一个小人物的爱情悲剧，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自从张艺谋把中国电影引向迎合西方审美的歧途之后，中国电影就彻底堕落为自我扭曲的众生相。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把人世间无数复杂的感情简化为爱情，而爱情往往又以性爱为主导。中国电影最爱表达的主题就是人性，在大部分中国电影中，人性都是压抑和扭曲的，中国电影向西方人展示的就是在体制重压下变态的中国人。在中国导演眼中，只有自私和性是人性，其他都是反人性。所以爱国女青年爱上汉奸是人性，如果把国家民族利益置于爱情之上就是反人性；两军对垒时当逃兵是人性，而舍生取义就是反人性。照这种文化逻辑延伸下去，那么为了抗日而英勇牺牲的烈士都是没有人性的，或者他们是由于受某个反人性的组织蛊惑而白白丢掉了性命。可以想象，在这种文化熏陶下长大的青年，他们的人生将会多么的暗淡无光和缺乏想象力，而我们国家的未来又是多么的岌岌可危。《李米的猜想》告诉我们，在现实中国中生活的青年，人生的选择只有死亡。其实我这么立意已经拔高了这部作品，但无论如何，它还是值得一看的，特别是主人公李米的扮演者周迅的表演，是非常感人和具有爆发力的。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病瞬间暴露无遗，短短半年的时间，就有无数企业倒闭，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解决城市人口失业问题恐怕就是最大的难题，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刻，居然有人想出要让更多农民进城打工的主意，我真的怀疑此人脑子有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民工失业至少还可以回到农村继续种地，如果农民把地卖了，失业之后无家可归，是不是要留在城里自谋出路啊，可以想见到时候失地农民、待业青年、下岗工人唯一的出路只剩下坑蒙拐骗偷了，难道真的可以想象在经济危机时政府可以承担经济繁荣时都无法兑现的社会保障吗？所以我左思右想，都不知道这次农村改革的目的何在？其在决定推行前是否做过充分的论证？我想到的理由只有三个：1、暴富阶层准备利用土地私有化再大赚一把，等到社会危机时拍屁股走人；2、中国政府准备把依附性经济进行到底，因而要把农民逼进城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好让中国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继续得到发挥，靠此继续维持贫富悬殊的经济增长；3、就是为了实现马克思的理想，使社会关系简单化为直接对抗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此更有利于危机时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联合。如果真的是第三点原因，倒有点像共产党的策略，可问题是目前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不是反对党，难道其领导者有了继续革命的觉悟吗？

作为一名普通百姓，有时候真不想为既得利益集团费那么些神，既然危机挡不住，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即使危机挡不住，问题还是要澄清。农业的出路靠小农经济不行这是绝对真理，但以此作为论点只能证明分产到户的错误，绝得不出土地应该私有化的结论。毛泽东早在五十年前就看出小农经济没有出路，所以提出要农业合作化，走规模农业的道路，他与现在改革派的区别仅仅在于，是要集体规模化，还是个人规模化。要说允许土地买卖就能解决农村问题，那中国农村问题早在几千年前就应该解决了，不过中国几千年王朝更迭的历史只是告诉我们，一旦允许土地兼并就离农民起义不远了，过去的皇帝何曾不想家天下千秋万代，可无止境的逐利欲望终究会埋葬一切反人民的力量。所以我真不明白，中国共产党来这一手为了啥，莫非像鲁迅说的，他分明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

在十几年前，我也与知识分子有着相同的感受，认为是专制的政权导致了匮乏的思想，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检验，我突然发现，并不是某种外力导致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匮乏，而是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思想匮乏是先天性的，因为他们天生就不是思想家的材料。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应该感谢那个有先知的时代，因为正是那个时代给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匮乏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旦这个理由消失，知识分子的思想匮乏反而暴露的更加明显。这表现在，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只习惯于做学问，还不习惯于做自己；习惯于引经据典，却不习惯独立表达。同样是重复、论证别人的观点，难道有人指定一个观点与你自己去选择一个观点有质的不同吗？同样是个人崇拜，难道崇拜毛泽东就比崇拜哈耶克浅薄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告别先知不等于自己是先知，除非你能拿出令人信服的思想，否则再多的知识也是知识而已。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想批判中国的知识分子，而是想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其实都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某些自以为是正确的观点也许本身就带有自身生活经历的局限，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社会赋予他们最大的责任恐怕是要求他们要跳出自身的感受去思考问题，并使这些思考形成独立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明白，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仅在于他能够超越自身利益去思考问题，更在于他能够从大众的利益去思考问题；而对于不把研究社会问题作为自身专业的人民大众而言，能够判断哪个时代对自己有利就是一件明智之举，而捍卫自身的利益更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朋友那里得知魏巍同志去世了，问我要不要去参加追悼会。我首先感到非常吃惊，我仅仅几天没有上网而已，一个伟人就这样在我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悄然的离世了。我突然觉得世界非常的不公平，因为最可恨的人还活着，最可爱的人却离开了这个他为了它的太平奋斗了一辈子的不太平的人间。

魏巍同志一直是我最敬爱的人之一，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敢于舍身取义的人。魏巍是一个伟人，尽管他的伟大不能与毛泽东的伟大相提并论，但他仍然是一个伟人。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是的，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伟大的人。

其实在我身边赞美纯粹的人很多，但做到纯粹的人很少，至少我自己就没有做到纯粹，所以对于纯粹的人，我总是怀着最大的敬仰，一种绝不允许任何人亵渎的敬仰。魏巍同志走了，但他的文字永存，他的精神永存，他的事业永存。

英雄离世，纪念他的人自然很多，纪念他的文字也很多，所以我不想多说纪念的话，我只想谈谈我8月30日在魏巍追悼会现场的所见所闻所感。

8月30日到现场悼念魏巍同志的人很多，大部分朋友都是诚心诚意的，但我也看到一些出于各种原因前来完成任务的人。首先是电视台的记者，在我排队进入悼念现场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料之外的事，一个女记者和一个扛着摄像机的男士试图要采访我，女记者拿着话筒问我：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与此同时，她突然发现我穿着一件印有毛主席挥手示意的上衣，就回头对摄像师说：“不行，衣服上有毛泽东”，然后就离开我去采访别人去了。她的行为马上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原来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如此敏感的符号，居然到了禁止被媒体提及的程度。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让我觉得有些意外，就是排在我前面的一个70岁左右的老奶奶和一个年轻的解放军上将争论了起来，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对“南街村”的看法。老奶奶说南街村是个她向往的好地方，而那个解放军上将说，“南街村”是个骗局，它们拿了好多国家贷款，到现在也不归还，早就是个该被淘汰的企业。老奶奶听了非常气愤，辩驳说为什么农民的企业不能贷款，开发商拖欠了多少贷款为什么没人指责，农民企业国家本来就该扶持，并指责说：“小伙子，你立场有问题”。这个时候，有个穿着名牌服装的50岁左右的男士加入了对话，说：“大嫂你说的对，我支持你”。一边说一边对那个年轻的解放军上将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分明是说：“你何必和一个思想过时的老太太争执，让着她得了”。但是，老奶奶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以为找到了同志，对这个穿名牌服装的男士说：“告诉你，我根本不是共产党员，但我的外号就叫马列主义老太”。这句话惹得两个大男人笑了起来，我突然觉得非常反感，就对老奶奶说我也支持你。

这是在追悼会当天发生的两件小事，这两件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什么？我认为不是腐败官员也不是黑心老板，而是这个掩人耳目、混淆视听的体制，正是这个体制把许多一目了然的问题变得扑朔迷离，人们说一套做一套，整个国家弥漫着虚伪的气息。如果国家的媒体不能接受毛泽东，如果国家的军人不认可南街村，那这个国家就干脆别叫社会主义，我不是接受不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中国，而是接受不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主义中国。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所有的朋友最应该向魏巍同志学习什么？我觉得就是学习他的纯粹！学习他的言行一致！学习他的敢作改为！如果每个人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干脆永远别再提社会主义；如果口上天天喊着毫不利己，却为一点点私利和面子而勾心斗角、互相诋毁，那就根本不配称为志同道合。如果今天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从今天开始向魏巍同志学习吧，我们也许一时还做不到完美，但至少应该做到纯粹。

地震后，我们看到美国所谓的人权卫士不过是反华的精英

地震后，我们看到倒塌的学校压死了数万的儿童

地震后，我们看到所谓先富起来的人并不愿意援助后富

地震后，我们看到哪些人是真心哪些人是做秀

地震后，我们发现国企还是比外企可靠

地震后，我们要反思，要觉醒，钱要留给教育，房子要还给灾民，腐败官员要严办，那些昧着良心的企业家和西方民主卫士赶快没收其财产把他们送到美国去吧。

中国官场有一个惯例就是很多领导都是秘书出身，我原以为有些人是天生适合做秘书，没想到都要经过一个吐啊吐啊的过程，这次写文章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又发现了一个官场秘密：原来中国的领导都是吐出来的。看来当官的也不容易，不仅要吐过，还要吐的有文采、有水平，仅凭这一点我就自叹弗如，闲时翻看十七大报告，觉得报告写得主题明确、言简意赅、内容全面、文采奕奕，真不愧是大手笔，从此以后，我对秘书这个行业情不自禁多了一份敬意。

　　我是在刘奔去世二十多天后才得到这噩耗的。他走得太突然，当时我正在南方度假，等回到北京，一切都过去了。

　　回京的第二天，我去了华威西里刘奔的住处。他的夫人孔英一见到我，还没有答话就哭了起来。在故友的骨灰和遗像前，她说了许多往事，诉不完的思念中满是哀伤。

　　不久，她寄来了刘奔生前出版的文集《当代思潮反思录》和一部传记体的遗著《我的梦》。我知道，她想让我为刘奔写点什么。而我，其实早就想动笔了，只是太多的话伴着隐隐的痛一起涌上来，反倒不知该从哪里说起了。

一、 原来他是日本战争孤儿

　　至少，在1982年时我就注意到“刘奔”这个名字了。那一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以“人的学说”为专题的论文集，其中收有刘奔的论文，也收有我的论文。差不多五年后，1987年5月的一天，我们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见面了。我们一见如故。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诚恳、朴讷、举止从容：敦实的个头，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剃须后唇边和两颊留下的铁青色隐约透过一种特有的刚毅，稳重的眼神里闪出的是温和而令人信赖的光。

　　这是一次由《哲学研究》杂志社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合办的小型学术座谈会，会址在三门峡，《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刘奔和曹景元先生是会议的主持人。那时，碰巧影片《血战台儿庄》在三门峡首次上映，第二天开罢会我约刘奔一起去看这部早有耳闻的大型历史纪实片。银幕上两军厮杀的惨烈场景 感染着电影院里的每一个人，日军炮火弥漫的那种残酷令人窒息，中国军人的拼死一搏调动着一个民族最后的那点不可摇夺的血性。看完整场电影，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在返回住处的路上，我们又默默地走了很久。
　　
　　　　　　“这不是打仗，这是赌命！”终于，我先开口说话了。

　　　　　　“是的，这是赌命！”他附和了一句。

　　　　　　“我最恨日本人！”

　　　　　　“我也最恨日本人！”

　　　　　　　……

　　就这样，我们开始评论影片中的故事，评论演绎了这段悲壮的史实的影片。当然，我在那种情境下脱口说出的“日本人”是有专指的，我相信他也是这样。不过，大约半年后，当我听说刘奔是日本的战争遗孤时，我还是很为自己先前的唐突感到愧疚。我不怀疑他说的“最恨”，但我担心没有措意加以限定的“日本人”的说法可能会伤了他。此后，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每当同他见面，我总会想起那天晚上看完电影后的谈话。不用说，到头来，还是我错了。从我们往后近二十年的交往看，他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在这件事上多心的倒是我。

　　的确，“日本遗孤”的身世，使刘奔在我眼里平添了几分神秘。但由这神秘多少生出的那点距离感，只是让我们长久地保持了最初结识时彼此给于对方的那份信任和敬重。大约是他和我都把我们学术上那种如水般的君子之交看得分外可贵的缘故，他从未向我说起过他的身世，我也从不曾主动问过他。像是一种宿命，在刘奔去世后，他竟稿于2003年9月的《我的梦》才到了我的手中。只是在这时，我才有可能借着它向朋友的灵府深处走去。

　　
 二、“不幸之中的万幸者”

　　1942年4月2日，刘奔出生于日本国长野县的下伊那郡清内路村，他的日本名字是樱井博昭。他两岁时母亲就病逝了，刚满三岁就随着家人被日本政府以“开拓团”的名义移民到中国黑龙江。不久，父亲被征入伍，接着便是日军在东北的节节败退。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离散了的爷爷、姑姑、哥哥、奶奶、先后客死异乡，父亲和表姐生死不明，奄奄一息的小博昭一下子成了孤儿。就在这时，一个叫刘文富的中国人收养了他，从此他有了一位中国父亲和一位中国母亲。

　　从开始记事起，刘奔就是一个中国人了，他所知道的故乡是辽宁西丰县茂林村长乐屯。这个被当地人叫作“宝贝兜”的屯子是刘奔真正的摇篮，这里存放过他童年的温馨，放飞过他少年的梦。“晴天的时候，我常常望着天空，引起种种天真的遐想。看到黄牛在山尖上吃草，以为牛背一定顶着了天，那瓦蓝瓦蓝的天摸起来一定很光滑。”这是刘奔写在《我的梦》中的句子。有过这样美的遐想的童心当然不可能无所托庇的，养父是他最贴近的庇佑者，在养父的后面是偌大的东北，偌大的中国。

　　刘奔六岁就上学了，他的启蒙老师是从那时起就一直做着小学教师的养父。他从小就有点“犟”，学习一向很刻苦。对于自己没弄懂的问题他总喜欢刨根究底，对于自己终于认定了的看法也总会据理力争。养父的鼓励助长了他的这股“犟”劲，这“犟”劲也终究成全了他。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出色。由于初中时成绩优秀，1958年他被保送升入高中。三年后，他考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从到县城上中学起，做乡村小学教师的养父就不再能教他了，但养父在敬业和做人上始终是他的师表。一次，他跟父亲去河边钓鱼，正好村里有人在河道上下了捕鱼的渔亮子，他看到渔亮子上有一条不小的鱼，就忍不住下河抓了过来。养父见他拿了别人的鱼很生气，批评他说：“别人下亮子捕的鱼，我们拿了来，这算什么行为，你还是好好想想吧！”他听了这话后很羞愧，当即就把鱼送了回去。他上高中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按规定，分给中学生的口粮会多一些，而教小学的养父却和农村一般社员一样，每天只能吃到四两的棒子面。就这样，养父的心里还是老惦记着他，把饿肚子省下来的棒子面小饼留给他吃。

　　刘奔考入吉林大学后，养父比自己上了大学还高兴。这个尽职的小学教师用他每月39元的薪水养活一家三口本来还过得去，一到儿子上大学，他得把薪水的一半用在儿子身上，家用一下子拮据起来。但父亲的一半薪水总是每月按时寄给儿子，一个月也没有落下过。多年以后，刘奔在他的《我的梦》中深情地回忆说：“我从不怀疑爸爸是亲爸爸，因为爸爸对我实在太好了。世上的亲爸爸，未必都能像我爸爸对我这么好。……一个养父对养子，比对自己的亲儿子还亲，真是不易呀！没有他老人家，就没有我的今天。”

　　1978年，刘奔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学者夏甄陶先生修习哲学。从此，他有了自己值得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学术事业。九年后，当刘奔携了家人回日本长野探亲时，他的故乡清内路村沸腾了，乡亲们为这村子一百多年来终于出现了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奔走相告，雀跃欢呼。欢迎的人群忘情地高呼“博昭一家万岁！万岁！万岁！”刘奔也同家人一起高呼“清内路村万岁！万岁！万岁！”他以自己作为中国身份的学者“衣锦还乡”感到自豪，也为一个日本遗孤的传奇般的人生默默庆幸。“我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者”——他在一次又一次回味这似梦非梦的人生经历时，一次又一次地如此说。

　　　　　　　　　　
三、“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刘奔是一位以学术为天职的学者，也是一位难得的有着强烈使命意识的杂志编辑。1981年，他研究生毕业，从此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任职。他从编辑做到副编审、编审，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担任这份权威学术刊物的副主编、执行主编。这个严于律己而刚正不阿的人在编辑部的同仁中有很高的信誉，而他从不苟且的学术操守在同他有过交往的作者那里更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总是有太多的寄托，然而，也许很少有人留意，他的坚实的肩膀在担待事业的重负时，往往也会承受一种别样的心灵的苦痛。

 1985年春天，一位叫山崎丰子的日本女作家来北京采访刘奔。她想搜集日本在华战争孤儿的素材，借此写一部相关内容的小说。在刘奔的印象中，山崎曾写过一些不坏的作品，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采访的最后，是山崎和刘奔的一段对话：

　　　　　　“你在找到日本的父亲以后，还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吗？或者，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了？”山崎问。

　　　　　　“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性上，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刘奔说。

　　　　 “我感到很震惊。”女作家显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 “这不足为怪。”被采访者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

　　这次采访多少有点出乎刘奔的意料。接着，山崎采访了被请到北京的刘奔的养父。山崎的问题有些古怪：“假如你是在长春的一个小学教书，那时长春正被围困，居民断了生活上的供应，你只有一点点干粮，你是给你的学生吃，还是给你收养的这个孤儿呢？”

“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您。”退休了的小学教师实话实说。

　　几年后，山崎的小说出版了，书名是《大地之子》。小说明显袭用了刘奔提供的素材，主人公的生父同样是长野“开拓团”的成员，养父同样是小学教师，并且同样供养养子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但小说丑化了中国养父的品格，并且编造了日本遗孤在“文革”中因为是“小日本”而被判刑劳改的虚假情节。山崎把现实素材肢解后塞进了预设的故事框架，这预设的框架对日本遗孤命运的安排是用来谴责作者所轻蔑的中国人的。

　　刘奔觉得自己被愚弄了。这之前，他意想中的以自己为原型的小说应该是《我是中国人——一个日本战争孤儿的苦辣酸甜》。他从不曾奢望过山崎把小说写成他的个人传记，也并非不懂得必要的虚构是对小说的艺术真实性的成全，但他不能容忍小说中贯穿的那个因为是“小日本”所以在中国处处受迫害的逻辑，不能容忍小说作者以日本遗孤的话题为军国主义的历史罪恶开脱。在心中那份始终被小心珍藏着的神圣感情遭到亵渎后，他开始以各种方式为自己的中国养父、为养父后面的中国人辨诬，向《大地之子》的数以百万计的日本读者申说真相。

　　1995年冬季的一天，日本国立一桥大学国际交流中心的会议大厅内座无虚席。一桥大学的岩佐教授正在主持一场“评山崎丰子的《大地之子》”的报告会，报告人是中国学者刘奔。报告痛切地揭露了《大地之子》的虚妄构思和阴暗用心，报告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了一段不容遗忘的历史出面作证：“在迄今为止的日本人中，谁最能理解中国人民为那场残酷战争的后果所承担的巨大历史责任？唯有我们战争遗孤。”“我们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应当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作为战争的幸存者，应当感念中国人民苍穹般的广阔胸怀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刘奔的曲折人生赖以支撑的最后凭藉，是一个战争孤儿的孤峭心灵最终得以养润和安顿的原委所在。这是他最初的论文《马克思人性观和认识论》隐在的灵思之根，也是他生前所有著述内蕴的主导命意的点睛之笔。

　　我记忆中的刘奔是寡言的，但我能想象他在那大庭广众之中的演说竟是如何地滔滔不绝。
　　
　　

　　2007年2月7日凌晨，正在筹划着再度赴日讲学的刘奔猝然病逝。

　　他走了，他留下了一个不曾做完的“人道”的梦。

　　他走了，他执著地用《我的梦》写下了这样的遗嘱：“我是中国人。”